之推的这番考证有理有据清晰易懂

之推的这番考证有理有据，清晰易懂。

17.44客有难主人曰：“今之经典，子皆谓非，《说文》所言，子皆云是，然则许慎胜孔子乎？”主人拊掌大笑①，应之曰：“今之经典，皆孔子手迹耶？”客曰：“今之《说文》，皆许慎手迹乎？”答曰：“许慎检以六文②，贯以部分，使不得误，误则觉之。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。先儒尚得改文从意，何况书写流传耶？必如《左传》止戈为武、反正为乏、皿虫为蛊、亥有二首六身之类，后人自不得辄改也，安敢以《说文》校其是非哉？且余亦不专以《说文》为是也，其有援引经传，与今乖者，未之敢从。又相如《封禅书》曰：‘导一茎六穗于庖，牺双觡③共抵之兽。’此导训择，光武诏云：‘非从有豫养导择之劳’是也。而《说文》云：‘导是禾名。’引《封禅书》为证；无妨自当有禾名，非相如所用也。‘禾一茎六穗于庖’，岂成文乎？纵使相如天才鄙拙，强为此语，则下句当云‘麟双觡共抵之兽’，不得云牺也。吾尝笑许纯儒，不达文章之体，如此之流，不足凭信。大抵服其为书，隐括④有条例，剖析穷根源，郑玄注书，往往引以为证；若不信其说，则冥冥⑤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。”

有一位客人责难我说：“现今流传经典中的文字，你都说不对，《说文解字》中所说的，你都说正确，这样说来许慎比孔子还高明吗？”我拍手大笑，回答他说：“现今流传的经典，都是孔子亲手写的吗？”那客人反问道：“难道现今《说文解字》中的文字全都是许慎亲手所写的吗？”我回答说：“许慎依据六文来检验文字，用部首分类来贯穿全书，使得文字不得有误，一有错误就能够觉察得到。孔子保存了文句的意义而不讨论文字本身。先儒们尚且能够改动文字来顺从文意，更何况经过这么久的书写流传呢？一定要像《左传》中的‘止戈为武’‘反正为乏’‘皿虫为蛊’‘亥有二首六身’这一类明确交代文字构成的，后人自然不能擅自修改了，又怎么敢用《说文解字》来校正其中的是与非呢？况且我也不只是以《说文解字》为是非准则，《说文解字》中援引的经典传记，与现今经典传记相违背的地方，我也不敢遵从它。例如，司马相如的《封禅书》中说：‘导一茎六穗于庖，牺双觡共抵之兽。’这个‘导’应当解释为‘择’，汉光武帝的诏书中说‘非从有豫养导择之劳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而《说文解字》中却说：‘导是禾名。’并引《封禅书》作为证据；我们就不妨认为有一种禾叫作，却一定不是司马相如所用的这个字。‘禾一茎六穗于庖’，难道能够成为正常的文句吗？纵使司马相如的天赋才能极度鄙陋拙劣，勉强写出这样的话语，那下一句也应当为‘麟双觡共抵之兽’，而不能够说是‘牺’。我曾经嘲笑许慎是一位纯儒，不能通达文章的体例，像这样的情况，是不足凭信的。总体说来，我信服许慎的书，是因为他对文字的分类有明确的条例，剖析文字能够穷尽根源，郑玄在注书时，往往会引用《说文解字》以为证据；如果不相信许慎所说的，那就会茫然不知一点一画有什么意义了。” 拊掌大笑：即拍着手大笑。 六文：即六书。 觡（gé）：骨角。 隐括：用以矫正的器具，引申为准则、规范。 冥冥：迷茫无知。

通过对话，之推对《说文解字》的优点陈述了一番，具体说来，《说文解字》有三大优点：依据六书来分析字形，解释文字。用偏旁部首对文字进行分类。分析文字能够追根溯源。

明白了《说文解字》的这三大优点之后，我们再去读它，就会觉得亲切许多，对文字的理解也会更深一层。

17.45世间小学者，不通古今，必依小篆，是正书记；凡《尔雅》《三苍》《说文》，岂能悉得苍颉本指①哉？亦是随代损益，互有同异。西晋已往字书，何可全非？但令体例成就，不为专辄耳。考校是非，特须消息②。至如“仲尼居”，三字之中，两字非体，《三苍》“尼”旁益“丘”，《说文》“尸”下施“几”：如此之类，何由可从？古无二字③，又多假借，以中为仲，以说为悦，以召为邵，以閒为闲：如此之徒，亦不劳改。自有讹谬，过成鄙俗，“乱”旁为“舌”，“揖”下无“耳”，“鼋”“鼍”从“龟”，“奮”“奪”从“雚”，“席”中加“带”，“恶”上安“西”，“鼓”外设“皮”，“鑿”头生“毁”，“离”则配“禹”，“壑”乃施“豁”，“巫”混“经”旁，“皋”分“泽”片，“猎”化为“獦”，“宠”变成“竉”，“业”左益“片”，“靈”底着“器”，“率”字自有“律”音，强改为别；“单”字自有善音，辄析成异：如此之类，不可不治。吾昔初看《说文》，蚩薄④世字，从正则惧人不识，随俗则意嫌其非，略是不得下笔也。所见渐广，更知通变，救前之执，将欲半焉。若文章著述，犹择微相影响⑤者行之；官曹文书，世间尺牍，幸不违俗也。

世间那些研究文字学的学者，不明白字体的古今演变法则，必定依据小篆，来校正现今书本中的文字；可是，《尔雅》《三苍》《说文》等书，又哪能尽得苍颉造字的本意呢？这些书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增减，相互之间有同有异。西晋以前的字书，怎么能够全部加以否定呢？只要它们的体例完备，就不能算是主观专断。考校文字的是非，尤其需要仔细斟酌。像“仲尼居”，三个字之中，就有两个字不合法度，《三苍》中的“尼”字旁边多了一个“丘”，《说文解字》中的“居”为“尸”下面加上“几”：像这样的情况，又如何可以盲目依从呢？古时候没有一个字两种字形的情况，又多运用假借，以“中”为仲，以“说”为“悦”，以“召”为“邵”，以“閒”为“闲”：像这类情况，也不必烦劳改正。自然也有谬误讹传的，最终错误成了恶劣的习俗，如把“乱”字的偏旁写成了“舌”，“揖”字下面竟然没有“耳”，将“鼋”“鼍”归于“龟”部，“奮”“奪”归于“雚”部，在“席”字中间加上“带”字，“恶”字上面安上“西”字，在“鼓”字外面加上“皮”字，“鑿”字的头部写成了“毁”，“离”字左半边成了“禹”，“壑”字上面加上了“豁”，“巫”字混为“经”字的偏旁，“皋”字写成了“泽”的半边，“猎”字变成了“獦”，“宠”字变成了“竉”，“业”字的左边加上了“片”，“靈”字底下成了“器”，“率”字本来就有读为“律”的音，却强行改为别的字；“单”字本来就有读为“善”的音，却专凭己意写成别的字：像这样的情况，又是不可不加以改正的。我过去初读《说文解字》时，曾嘲笑鄙薄这些流行的俗字，而按照正体来写又怕别人不认识，随顺俗字来写心里又嫌弃它不正确，不用这些字又没法下笔。后来，随着见识逐渐增广，进一步知道了权宜变通，纠正了从前的偏执，打算采取折中的方法。如果是撰写文章著作，就选择差别较小的字来写；如果是写官府文书，与别人往来的信件，也就不违背俗字了。 本指：即本旨，指原意。 消息：斟酌。 二字：即一个字有两种写法。 蚩：嘲笑。薄：鄙薄。 微相影响：稍微相似。

研究文字，要把握文字古今演变的法则。若是拘泥于小篆，自然是有问题的。与此同时，如果不了解文字的俗写变化，面对着很多因传写形成的错字又不能够辨认，也就会无从纠偏了。当然，对于许多已经约定成俗的俗字，也不一定要强行再去改正它，但是应当标明它错误的由来，使得后人能够明了。

17.46案：弥亘字从二间舟，《诗》云“亘之秬秠”①是也。今之隶书，转舟为日；而何法盛《中兴书》乃以舟在二间为舟航字，谬也。 《春秋说》以人十四心为德，《诗说》以二在天下为酉，《汉书》以货泉为白水真人，《新论》以金昆为银，《国志》以天上有口为吴，《晋书》以黄头小人为恭，《宋书》以召刀为邵，《参同契》以人负告为造。如此之例，盖数术谬语，假借依附，杂以戏笑耳。如犹转贡字为项，以叱为七，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读乎？潘、陆诸子《离合诗》《赋》《栻卜》②《破字③经》，及鲍昭《谜字》，皆取会流俗，不足以形声论之也。

据考证：弥亘的“亘”字，即二字中间加“舟”字，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里说的“亘之秬秠”的“亘”就是如此。现今的隶书，把中间的“舟”转变为“日”字；而何法盛的《中兴书》中居然认为“舟”字在“二”中间所组成的是舟航的“航”字，这是错误的。 《春秋说》中以“人十四心”指代“德”字，《诗说》以“二”在“天”下指代“酉”字，《汉书》把“货泉”拆分为“白水真人”，《新论》以“金昆”指代“银”字，《三国志》以“天”上有“口”指代“吴”字，《晋书》以“黄头小人”指代“恭”字，《宋书》以“召刀”指代“邵”字，《参同契》以“人负告”指代“造”字。像这样的例子，全都是术数附会的荒谬说法，通过假借附会，混杂乱说用来游戏罢了。又如把“贡”字转化为“项”字，把“叱”字当作“七”字，怎么可以用这些来确定文字的读音呢？潘岳、陆机等人所写的《离合诗》《赋》《栻卜》《破字经》，以及鲍昭的《谜字》等，全都是迎合流俗的作品，不足以用字形字音的原理去评价它们。 秬（jù）：黑黍。秠（pī）：黑黍中一壳二米者。 栻：古代占卜时日的工具，后来称为星盘。 破字：即拆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