决胜三要素中的“情”在此起了主要作用，相似的事件，由于当事人的心情态度不同，最后所得的结果也就不同。韩信背水一战，可以说是出奇制胜，因势利导，把士兵置于死地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，这就是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刘邦同样背水迎敌，却遭惨败，不仅因为面对的是强敌，更重要的是侵占了楚军都城，楚军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激发了自己的斗志，所以汉军被打得溃不成军。这就是事同但“情”有别的战争例子。

应时而变 不拘一格

汉王在汉中，韩信说曰：“今士卒皆山东人，跂而望归。及其锋东向可以争天下。”后汉光武北至蓟，闻邯郸兵到，世祖欲南归，召官属计议。耿弇曰：“今兵从南来，不可南行，渔阳太守彭宠，公之邑人；上郡太守，即弇父也。发此两郡，控弦万骑，邯郸不足虑也。”世祖官属不从，遂南驰，官属皆分散。

后汉李傕等追困天子于曹阳。沮授说袁绍曰：“将军累世台辅，世济忠义。今朝廷播越，宗庙残毁。观诸州郡，虽外托义兵，内实相图，未有忧在社稷恤人之意！且今州城粗定，兵强士附。西迎大驾，即定邺都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畜士马以讨不庭，谁能御之？若不早定，必有先之者。夫权不失机，功不厌速，愿其图之。”绍不从。魏武果迎汉帝，绍遂败。

梁武帝萧衍起义兵，杜恩冲劝帝迎南康王，都襄阳，正尊号，帝不从。张弘策曰：“今以南康置人手中，彼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节下前去，为人所使。此岂岁寒之计耶？”帝曰：“若前途大事不捷，故当兰艾同焚；若功业克建，谁敢不从？岂是碌碌受人处分于江南，立新野郡以集新附哉？”不从。遂进兵，克建业而有江左。

此“情”与“形”“势”之异者也。随时变通，不可执一矣。

刘邦在汉中时，韩信对他说：“大王的士卒都是山东人，他们都踮着脚向东张望，盼望回乡，正可以利用这股锐气，率军东进，以夺取天下。”光武帝刘秀率军北至蓟地（今北京西南），听说邯郸军队来到，就想撤军南归，他召集官员商议。耿弇说：“我们军队是从南方来的，不能再回去了。渔阳太守彭宠是你的老乡，上郡太守是我的父亲，集合这两郡兵马，就有上万之多，所以，邯郸来军是不足为惧的。”其他官员不听从耿弇的建议，于是就向南撤兵了，官员谋士们也都各奔东西了。

东汉李傕追劫汉献帝，把他困于曹阳（今河南陕县西）。沮授对袁绍说：“将军世代为台辅大臣，忠义济世。如今天子流亡，宗庙残毁。各州郡军兵都对外声称是义兵，内心却别有意图，毫无忧国之心。现在将军已占有冀州地区，兵强马壮。你如西迎天子圣驾，随后在邺地建都，便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指挥兵马讨伐那些不朝拜天子的叛逆，如此一来，谁还是你的敌手呢？如不及时行动，必会有人抢先。因为计谋是不应错过时机的，做大事要贵在速战速决。希望你早日定夺。”但袁绍没有听从沮授的建议。后来曹操迎取汉献帝，袁绍因此而败。

南北朝时，梁武帝萧衍起事，杜恩冲劝他迎取南康王（南康王指萧宝融，南齐和帝。南康在今江西赣州），建都襄阳，以正名分，梁武帝没有听从。张弘策说：“如果南康王落入他人之手，他就可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以后将军前去称臣，必要听他人号令。这难道是乱世之时的打算吗？”梁武帝说：“如果前途事业不能成功，我宁愿与兰花和艾草共焚，与敌同归于尽；如果我们大功告成，谁又敢反抗我们呢？我岂能碌碌无为，受制于人。”萧衍不听张弘策的意见，率兵攻克了建邺，占据了长江以南的大片领土。

以上就是情与形、势各不相同的一类事例。所以说要随时而变，不可固执己见。

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事中国古代历史上屡见不鲜，但有的成功，有的失败，其原因就是“情”“形”“势”不同所造成的。如果天子成为天下共同反对的对象，还要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必会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，这无异于引火烧身。只有当天子在臣民中还有一定的威信时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才有利用的价值。

孔子曰：“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，”又曰，“未信则以为谤己。”孙卿曰：“语而当，智也；默而当，智也。”尸子曰：“听言，耳目不惧，视听不深，则善言不往焉。”是知将语者，必先钓于人情，自古然矣。

本篇论述了如何察言观色和进言献策。在封建制度下，任何美好的政治理想都必须经过君主的认可才有实施的可能，因而取得君主的信任便成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先决条件。所谓“钓情”，钓的就是君主的隐情。尽管君心难测，但其喜怒好恶总会在一定条件下显露出来，当时的游说者要善于营造足以导致君主泄露其情的环境条件，然后察言观色，投其所好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